​彭宇案：做个好人，不用害怕

彭宇案：做个好人，不用害怕

一、迷雾

2006 年 11 月 20 日，64 岁的徐寿兰被送进了医院。她在公交站受伤了。

在她接受医生检查的时候，她的儿子潘辉和另一名 26 岁的小伙子彭宇，一边聊天，一边等待结果。

彭宇和徐寿兰素不相识，但是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公交站，两辆 83 路公交车相继驶来，彭宇从前面那辆下车，徐寿兰经过，赶着上后面一辆。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的人生发生了巨变。

一开始，两家人气氛友好，彭宇和潘辉一起将徐寿兰送去就医。彭宇帮着付了 200 多元医药费。

徐寿兰的老伴儿、侄女等亲属都到场后，彭宇也没走，跟着一起等检查结果。他和潘辉聊了一个多小时。潘辉对他说，「要是软组织挫伤或者一般骨折我都不会找你的」。

在潘辉看来，彭宇当然是撞倒自己母亲的人。

可彭宇不这么认为。

矛盾在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爆发了。医生说徐寿兰胫骨骨折，需要更换人造股骨头。她有医保，费用大约是 20000 多元。

潘辉问彭宇，要私了还是公了？私了的话一人一半，他出 11000 元就可以了。

彭宇选择公了。

双方前往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中派出所）报警，后来，他们又走上法庭。

2007 年 1 月 12 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受理了「原告徐寿兰与被告彭宇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在法庭上，主审法官王浩坐在中间，置身于两团迷雾交界的地方。从徐寿兰和彭宇两个方向，他将得到不同的「事实」。而随着开庭次数增加，事实竟然不断变化。

第一次开庭审理，是在 2007 年 4 月 26 日。原被告双方都有 3 个月的准备时间。

徐寿兰请了律师，她的诉讼主张十分明确，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 40460.7 元、护理费 4497 元、营养费 3000 元、伙食费 346 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 630 元、残疾赔偿金 71985.6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5000 元、鉴定费 500 元，共计人民币 136419.3 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这些钱，徐寿兰要得理直气壮。因为她认为，自己是被彭宇撞倒的。那时，她经过公交车后门，恰好彭宇从车里冲了下来。

但彭宇方面予以否认。他没请律师，而是由自己的妻子担任诉讼代理人。在代彭宇出庭答辩时，妻子反驳了徐寿兰的主张，理由是「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的，不应该承担责任」。

后来，徐寿兰向法庭申请，要求调取他们报警时，在城中派出所做的笔录原件。

耐人寻味的是，这是《瞭望》周刊在特稿《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中的说法。

而在《金陵晚报》的报道《老太一跤跌出扯皮官司》，还有《南方周末》一篇名为《唯有真相不可调解》的报道中，申请调取原件的人则是彭宇。

不论如何，这份笔录至关重要。后来，它也成了本案争议最大的证据，甚至牵扯出警察说谎、司法腐败等论调。

真相有待查明，法院开始收集证据。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王浩要求城中派出所提供笔录原件。派出所却说找不到，无法提供，因为所里正在装修。

于是，王浩把承办的两名民警叫来法院，要求他们必须回忆起主要事实，尤其是彭宇和徐寿兰两人到底有没有相撞。

沈富根、卢生荣两名警官仔细回忆，他们记得当时彭宇讲过，下车后感到左手撞了一下，但不是他撞的徐寿兰，而是徐寿兰撞的他。

这种自认，对彭宇不利。在报警时，他真是这么说的？

2007 年 6 月 13 日，是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日子。

在法庭调查阶段，彭宇答辩：「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不是与原告相撞。」

后来提及笔录原件，王浩告诉彭宇，派出所找不到了。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等到徐寿兰的诉讼代理人询问彭宇时，重大变化突然出现。

原告的诉讼代理人问道，你把徐寿兰扶起来，出于什么目的呢？

彭宇回答说：「为了做点好事。」

他既不认可承办警官补做的笔录，又明确表示，要向有关部门和媒体反映原件丢失的情况。

这个新的说法，引得王浩特别注意。

在派出所，在答辩期间，在第一次庭审时，彭宇都没有提过自己是做好事，为什么现在变了？

王浩觉得，「如果真是见义勇为或者助人为乐，一般来说，被告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此处的「一般来说」，与我们平常理解的不太一样。

它的背后，有经验法则作为支撑。

什么是经验法则？

从广义上讲，经验法则包括两大类，一是人们根据科学方法，通过观察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自然法则；二是支配人们思维的逻辑法则、数学原理、社会生活中的道义准则、商业交易习惯等，遍及学术、艺术、技术、商业、工业等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一切法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也就是说，法官运用经验法则作为推理的中介，是合法的。

但王浩没有意识到，他在这里运用的「经验法则」并不恰当，这为将来埋下了炸弹。

这次庭审过程中，王浩还问了彭宇那 200 多元钱的事。

徐寿兰觉得，这个钱是彭宇垫付的赔偿金。而彭宇觉得，这是潘辉跟他借的钱。

王浩想要搞清楚这个事实，他问彭宇，既然是借款你问他要过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讨厌原告，彭宇说。

第二次庭审结束，彭宇如坐针毡。

胜利的天平似乎向徐寿兰那边倾斜了一点点。

尤其是，庭审结束后，城中派出所居然提交了笔录的照片！

照片拍摄于 2006 年 11 月 21 日，也就是事发第二天。

上面显示，彭宇是这样讲述详细过程的：

「我是第一个下车，当我刚下地面我就向车尾方向看是否有 21 路公交车时，突然我觉得我的左胳膊被撞了一下，我就转身向车头方向看去，没有看到人，当我回头时看到一个老太睡倒在我的身前……我用胳膊扶着老太站了一会，这时有位中年男子过来问老太的情况……老太的儿子来到现场后，我们一起把老太送到省中医院检查……后来 110 民警来处理的。」

第一个下车，胳膊被撞了一下，徐寿兰倒在地下……这一切都指向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

可是，有没有可能照片被篡改过，甚至完全伪造？

一开始，王浩也有这种怀疑。因此，他做了两件事。

派出所一提交照片，他就让彭宇来法院看。彭宇拷贝了一份带走了，他是一家通信公司的技术员，精通电脑技术，如果对真实性有疑问，可以申请鉴定。

另一方面，王浩让民警誊写了一份手写件，与之前的调查核实。

第三次庭审定在 7 月 6 日。慎重起见，另有两名代理审判员和王浩一起组成合议庭。

随着开庭日期渐渐逼近，彭宇越发感到不安。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说第二次庭审结束那天晚上，他哭了一夜。他想起离开法院前，王浩对他特别关照。

就在法庭上，王浩竟然说，「小伙子你老实一点，下次三审的时候你们把 13 万准备好」。

对这种指控，王浩断然否认。

彭宇开始采取行动，他终于请了律师，还兑现了先前的诺言：去找了媒体。

媒体的介入，就像一滴水掉进油锅，很快，彭宇案在全国炸开了。

二、推手

2007 年 7 月初，距离第三次开庭只有两三天时间了。

彭宇拿起电话，打给了周桂华。周桂华是「西祠胡同·南京零距离」的版主，他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彭宇在电话里说，去年自己遇到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现在被诬告了，要赔钱。

赔多少？

将近 14 万块！

周桂华眼前一亮，14 万这个金额，已经引起他的注意，更何况又有好人没好报的新闻点。

他立刻行动，先后联系了 10 多家南京媒体和网站记者。

他给他们发了短信，传递的信息就是彭宇给出的版本，大概的意思是：一个小伙子做好事扶老太太，送她去医院，反而被老太太起诉要赔偿。他还将第三次开庭日期通知了媒体。

紧接着，就在开庭前一晚 8 点多，《金陵晚报》的记者采访到了彭宇。

通过电话，记者听到彭宇的叹气声，还有他的抱怨，「我也不知道这一扶，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尽管短信中，周桂华言之凿凿，但对事实真相他并不确信。

于是，他联系了徐寿兰，成为第一个得到她同意，并到她家采访的人。

面对面之后，他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到底是谁对谁错，我也搞不清楚。」周桂华说。

在徐寿兰家里，他看到老太太讲着讲着就哭了。

他感到不解，徐寿兰家条件不错，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美国，小儿子有公职，自己和老伴儿又有退休金，有医保，似乎没有必要诬告。

迷雾越来越重，也许只有证据不会说谎。

周桂华跟着彭宇一起，前往水西门广场公交站，想找到目击证人。他们一无所获。

但彭宇记得，有一个「中年男子」帮忙扶过徐寿兰，还给徐寿兰的儿子打过电话。这个人就是陈二春。

陈二春那年 57 岁，是本案唯一一个走上法庭，接受质证的证人。

在法庭查明真相之前，陈二春已经对孰是孰非，有了自己的判断。

判断的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他的亲身经历。

他记得，那一天公交站人来车往，等车时，自己恰好站在徐寿兰附近。两辆 83 路公交车相继进站，陈二春赶紧迎了上去。

等他再看到徐寿兰的时候，她已经倒在地上，一个年轻小伙走了几步，将老太太扶了起来。

一瞬间，陈二春觉得有些感动。他想：「现在的小青年真不错。其他下车的人转身就走了，没人过问。」

他走上前，一边称呼徐寿兰「老大姐」，一边和彭宇一起帮忙。徐寿兰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还说「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他们将徐寿兰扶到路边，想让她坐下，但徐寿兰不愿意，于是三个人站着，等了半个多小时，她的儿子潘辉和侄女终于来了。

潘辉是骑着摩托车来的。

陈二春觉得他态度不好，因为他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吼：「人呢，车子呢」。

陈二春想，既然亲属都来了，自己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便离开了现场。

后面的事情，就是他从彭宇那儿听来的了。比如，潘辉可不是普通人，以及他们徇私枉法！

「彭宇告诉我，在派出所，潘辉在彭宇面前把警官证一亮，把警官一搂，说我们是同行，你们看着办。这难道不是做给彭宇看的吗？」陈二春说。

再比如，前两次开庭彭宇都没找他，为什么第三次要他出庭做证呢？

彭宇告诉他，是因为法庭上，他看到徐寿兰的亲朋去了很多，而自己只有夫妻二人。

而且，庭审还没结束，徐寿兰的律师、儿子就和法官凑到了一块儿，讨论股市！

还有一些案件细节，几年之后，仍然能从媒体那儿看到。

特别戏剧性的是，摔倒者和扶人者，原本和和气气，那个交恶的瞬间，是怎样的呢？

彭宇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他和潘辉将老太太送到医院后，出去买矿泉水，一会儿的工夫，情况就变了。

那时，拍片结果已经出来，徐寿兰一拍大腿，对他说：「小伙子，就是你撞的。」

潘辉反驳过这个细节，他说：「他根本是在撒谎，我妈腿都伤成这样了，还怎么拍腿啊？」

真相到底如何？

媒体肩头扛上了摄像机，法官肩负着公平正义，一起将焦点对准了第三次开庭。

三、你瞎编！

2007 年 7 月 6 日下午 2 点半，鼓楼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10 多家媒体记者涌向法庭。

就像是已预感到决战关头，双方当事人都无法冷静。他们亮出了所有的牌。

记者们捕捉到了两个特别的场面，都围绕着证据和证人展开。

总结起来，对彭宇不利的证据有：

1.当事人的陈述；

2.徐寿兰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

3.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徐寿兰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4.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原告询问笔录，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即照片），还有承办民警的誊写材料，法院与警察的谈话笔录，等等。

彭宇这边有什么呢？

他在此次庭审前所做的那些准备，终于显示出了威力。

首先是陈二春。陈二春作为被告证人，他一出现在法庭上，徐寿兰就立刻否认：「不是他，（帮我的）那个人脸上有痣。」

陈二春有些生气。后来，他讲述了案发经过，虽然自己不清楚徐寿兰怎么倒地的，但他「看到了彭宇走了几步，上前扶老人」。

听到这里，徐寿兰更加激动，在原告席上，她忍不住大喊了起来：「你瞎编！你瞎编！」

「徐大姐，我对天发誓，没说错一句话！如果怀疑我的证人身份，你可以调我的电话记录。」陈二春十分气愤。

包括王浩在内的 3 名法官让陈二春继续做证，他们后来否定了徐寿兰的意见，确认了陈二春的证人身份。

但陈二春无法释怀，离开法庭后，他的不满被记者写到纸上，传播开来。

他说：「太让我气愤了，做人怎么能这样呢？」

他愤怒地把这些话说了 3 遍。

他还假设到，如果当时不是彭宇而是他陪着徐寿兰去医院，那么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可能就是自己！这样下去谁还敢做好事？不行的，他坚信彭宇的清白。

然而，这一幕只是序曲，更爆炸的新闻还在后面。

针对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问题，彭宇和他的律师表示：

首先，那些东西都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

其次，上面记载的很多内容都不是彭宇说的；

最后，这个案子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因此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都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如果只是这些专业术语，抽象、笼统，也许无法在网络上引起惊涛骇浪。但城中派出所的所长卢昌斌做错了事。

彭宇带着江苏电视台《甲方乙方》栏目组的记者，去过城中派出所。

那时，人们难免有这样的疑惑，因为装修所以弄丢了原件，但是却找到了照片？蹊跷得很。照片是怎么来的？

面对镜头，所长解释说，是他自己用手机拍的。

他没想到彭宇能够当场揭穿他。卢昌斌的手机是摩托罗拉 A780，与照片属性显示的完全不同。

卢昌斌不得不承认自己说了谎，照片不是他拍的，而是徐寿兰的儿子潘辉。

致命的是，潘辉不是普通老百姓，他是警察。

到这里，已经不需要彭宇或任何媒体多说什么了。幕后的东西，已足够大家脑补。

后来，网上的风暴愈演愈烈，人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彭宇。

通过各方报道，他们看到的是满脸疲惫、双眼通红的彭宇；是沉默、叹气、委屈，但依然表示「我相信这世上好人还是占大多数的！」的彭宇；是报纸上说的被诉讼耽误，「已因此失业」的彭宇——但彭宇的原意，其实是主动辞职。

而徐寿兰呢？

她几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面对伸进她家的话筒，她不堪其扰。少有的几次面对镜头，她的形象也不好。有一次是在她家，她戴着黑框眼镜，从窗户缝隙里伸出脑袋，脸上的表情冷冷冰冰。

尽管鼓楼法院没有当庭宣判，但迷雾中的人们已经做出选择，大部分人都和陈二春一样，相信彭宇是清白的。

四、如果错怪了好人

如果说宣判之前，王浩承受的是压力，那么宣判之后，他则背负了骂名。

2007 年 9 月 3 日，彭宇案最后一次开庭，王浩宣读了判决结果：「被告彭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寿兰人民币 45876.36 元。」

王浩敲下法槌，离开法庭。

记者们涌向彭宇，想看看他的反应。彭宇用手肘支撑在桌面上，双手将脸捂住。人们看不到他的表情，过了一会儿，看到从指缝里流出了眼泪。

这个结果没有人满意，网络上骂声四起。

首当其冲的是法官王浩。尽管他用 9 页纸进行了冗长的说理，针对争议一一作出了解释，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根据社会情理」这些字眼，却成了最大的靶子。

有人将他的推理，浓缩成简单的一句话，「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流传至今。

那些天，时常有恐吓、辱骂的电话打到法官办公室。

徐寿兰和潘辉则被骂作畜生，甚至更加过分。

宣判仅 3 天之后，徐寿兰家的地址、电话号码，还有潘辉的工作单位和手机，就被挂到了网上。

而彭宇面对一审结果和汹涌的舆论，也感到疲惫。他和妻子暂时离开南京，过了几天与世隔绝的生活。

9 月上旬回到南京之后，彭宇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出了自己的上诉理由：「今日有老我不敬，他日我老不敬我。不想因为我的案子，以后人们见到老人跌倒都不愿意去扶了。」

种种言论，种种表现，难道还不足以让存疑的人们相信，彭宇就是一个好人？

罗永浩愿意相信彭宇。

这一年 9 月 6 日凌晨，罗永浩联合黄斌、王小山、冯唐三人，在牛博网上发起行动，给彭宇捐款。他号召大家要「再给正直一次机会」。

他附上了相关报道、南京网友讨论版、一审判决书的链接。同时写道：「我自己倾向于相信彭宇。但请你根据你能找到的资料做你自己的判断……对徐老太我什么都不想说，因为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是徐老太撒谎，如果徐老太是因为穷这么做，我很同情她，请大家不要在这里骂她……」

两天后，彭宇回复了罗永浩，感激大家的好意，拒绝了捐款。

罗永浩随即停止捐款。他最后写道：「即便是和我一样选择相信彭宇的读者，也请不要在这里辱骂徐老太及其家人……错帮了无赖没什么关系，但如果错怪了好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安心。」

纷争始终没有平息，人们以为二审会给出真相。

对于这个案件，法院内部领导、江苏省的领导，都十分重视。

国庆假期结束，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展开调查，居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发想知道案情的进展。10 月的一天，周桂华又给彭宇发了短信。他问彭宇，为什么不回他短信了。

晚上 9 点多钟，彭宇给周桂华发来最后一条信息，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想说了。

从此彭宇和周桂华再也没有联系。周桂华感到痛心。后来他才知道，彭宇和徐寿兰和解了。

两人之间原本存在巨大的分歧，现在却一步步走向一致：双方同意「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 1 万元」。

另外，他们都有同一个要求，并把它写进了和解协议里，「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

从此以后，彭宇和徐寿兰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罗永浩曾说，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难道一语成谶？

五、如果错帮了无赖

几年后，徐寿兰去世了。彭宇在南京买了房，生了女儿。

警官们正常当值，所长卢昌斌调任到其他地方。

王浩没再当法官了。2010 年 11 月他被调到了挹江门司法所，负责过人民调解工作，也负责过拆迁。他被调离，是因为真如网上所说的，枉法裁判吗？

「一审判决在证据评价和事实认定上并无错误，在审理结果上也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曾这样说过。

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官能做的就是，让认定的事实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事实。但没有人能够穿越时空，回到案发当时，因此各国法律才规定了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中，通常情形下，它的标准是「高度盖然性」。

人们争论时提到的「排除合理怀疑」，只适用于特定事实的证明，包括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或赠予。

高度盖然性，要求的是法官在内心形成事实极有可能如此，或者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断。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的阐释，法律事实只要求达到大致可能，如果按百分比来表示的话，大约是 70% 或 75%。

否则，就会过分加重原告的举证负担，同样不利于正义实现。

彭宇案中，最受大家关注的证据就是那份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

彭宇提出了异议，为什么还是败诉了？

王浩在判决书中写道：「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

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

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在这份判决书说理的第一部分，王浩在开头和结尾，都反复提到了「日常生活经验」「常理」「社会情理」「情理」，对关键证据——上述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说理，却偏偏只用了不到 16% 的篇幅，而且夹在了一大串文字的中间。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一审判决的审理结果，但也指出了判决的问题。

王浩没有正确理解和运用经验法则。

他以「人性恶」为基准的个人经验，不能成为法则。

时过境迁，这个案件的主角，都慢慢归于平静。

但摔倒老人没人敢扶、小悦悦事件、河南驻马店女子遭汽车碾压等事件，多次见诸报端。人们一次又一次提起「彭宇案」，将这个案件作为我们道德滑坡的标志，以及任由冷漠蔓延的借口。

2011 年 12 月下旬，新华社原江苏分社社长冯诚，接到社里主要领导的电话。领导转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要求，要新华社发布一个权威准确的报道，向公众说清楚南京彭宇案的真相。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文章，讲述 10 年前彭宇案的真相。

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又是什么？

那年 10 月份，和解协议达成前夕，法院正在进行调查。

他们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查找到了两份接处警登记表，记录了事发当日，彭宇和徐寿兰分别报警的情况，其中「报警内容」一栏上，都记录了两人相撞的事实。

根据 2012 年 1 月 16 日，第 3 期《瞭望》周刊的一篇报道，《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对于调解结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 2006 年 11 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如果错怪了好人，我们肯定会良心不安。可是如果错帮了无赖呢，让好人怎么办？

我们的法律给出了答案。

2020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宣布严厉打击碰瓷行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其中，总则编第八章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条法律，被称为「好人法」。国外也有类似条款，名为「好撒玛利亚人法」。

它告诉我们，做个好人，不用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