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王剿四川的真伪

八大王剿四川的真伪

在四川的历史里，经常会听到一个关于八大王剿四川的传闻，这个传闻跟四川野外生长的一种植物有很大关系，这种植物叫藿麻，又叫荨麻，古称毛藐或荨草。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曰：“荨麻，荨音寻”。又曰：“荨麻又称毛薮。荨字本作薮。杜子美有除薮草诗，是也”。陕南山民有称“蜇人草”的，草原牧民则叫它“咬人草”。研究表明，荨麻科植物之所以能蜇人，是植物体上的一种表皮毛在作怪，这种毛端部尖锐如刺，上半部分中间是空腔，基部是由许多细胞组成的腺体。平时基部腺体分泌的蚁酸等对人和动物有较强的刺激作用，这种腺体充满了毛端上部的空腔。人和动物一旦触及，刺毛尖端便断裂，放出蚁酸，刺激皮肤产生痛痒的感觉。可以说荨麻的这种行为是正当防卫，让食草动物望而生畏。当你在林下沟边或者住宅旁阴湿采集标本或割草时，有时你可能会感到突然的刺痛，好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并且还出现红肿的小斑点，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退。

这个民间故事是：朝廷在接到四川地方官对当地老百姓闹事造反请求朝廷派兵镇压的奏章以后，派出钦差大臣进行核实，结果钦差大臣在路上吃喝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加上路途遥远，道路很艰难。一天刚翻过大巴山，到了四川地界，钦差的肚子又开始闹腾，情急之下钦差大臣翻身下马奔进草笼子里噼哩噗噜的一顿酣畅淋漓的倾泻完毕后，发现没草纸，找了半天看到路边有一株草，叶子毛茸茸的，就不用分说的摘了几片叶子搽屁股，结果这一搽就搽出了大问题，这种草叶就是我们那里的藿麻， 用这藿麻叶搽了屁股之后，这下就麻烦了，屁股的肉是最嫩的，这一下屁股又痛又痒又肿，拿真叫生不如死，没办法骑马了，好不容易挨到驿馆，没办法完成皇上交代的事情了，写上奏章说明了情况，最后批注上：蜀地植物尚且如此之毒何况人乎。就这样，皇上综合地方官的奏章一看，这还了得，便派了一个叫八大王的将军领兵到四川剿除暴民。如此四川老百姓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血腥屠杀殆尽。

在后面的清代史籍中记载，这是当时大西政权张献忠屠杀的四川老百姓，但是据一些可靠史料记载其实张献忠占据全川的时间非常短，自1644年8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后，到1645年春明总兵曾英即赶走大西守将占领重庆，同时川南也被明将王祥杨展等人占据，而川东北的山地则控制在“摇黄十三家”等土匪武装的手中。此时的大西政权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北地区，据杨济堃先生考证在当时四川管辖的“府十一，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广大区域里，大西政权所控制的仅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

《蜀碧》《后鉴录》所记载张献忠种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恰好发生在1645年春之后，这样就必不可免的产生了矛盾：就算这些记载是真的，那也只能说张献忠屠杀了川西北的人口，怎么可能上升到“屠蜀”的程度？为了自圆其说，古今持张献忠屠蜀观点的论者只好如此解释：明代川西的人口远大于川东，所以张献忠屠川西也就等于屠川。事实真的如此吗？宋代时四川人口分布为：成都府路户258万口742万；潼川府路户85万口263万；利州路户37万口76万；夔州路户38万口113万。 很明显此时川东（夔州路和潼川府路部分地区）人口远少于川西（成都府路利州路）人口。但其后蒙军的入侵却打破了这一局面，川西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到元朝至元27年（1291年）四川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成都路户3.2万口21.5万；广元路户1.6万口9.6万；重庆路户2.2万口9.3万；夔州路户2万口9.9万。 从口数上看川西川东比约为3：2，而从户数上看则是1：0.875，考虑到川东的户口比（1；4）远小于川西的户口比（1：7）的不正常状况，此时川东川西人口分布已趋于平均，元末明玉珍据蜀时定都于重庆，而不像之前的那些据川者一样定都成都就说明了这一点。明季四川省各府，州，县田粮征额数字，成都府三十一州县，田粮是一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有零，重庆府二十州县五司，则有三十四万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零。

所以川西的人口损耗绝不等于全川的人口的灭绝。张献忠死时，据有川南的明将杨展有兵数万，并自称有民“数百万”。而据有川东的曾英竟拥兵二十余万。即便是成都附近的简阳地区资阳地区崇庆州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尽管张献忠镇压反抗者时有过一些烧杀的行为，但并未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如果张献忠不是屠蜀真凶，那么康熙24年时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惨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答案是清政府

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而其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事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灾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烨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川民。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请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不能伸冤的大西王张献忠身上。

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而诸多史籍却是折射真实历史的多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