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支那人”称呼的由来？

清末“支那人”称呼的由来？

一般认为，"支那"一词来自印度，是古印度人对古中国的称呼。《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中，均以"Cina"称呼中国。

隋唐两宋之时，印度梵文佛经中的"Cina"被中国人音译成了"至那""脂那""支那"等词。比如，唐代《法苑珠林》中，有"梵称此方为脂那"之语；辽代僧人的《龙龛手镜.序》中称，佛教"演于印度，泽布支那"；明末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中也说，"脂那为君子之国，周礼之所化"。

北支那地图

有意见认为，再后来，"Cina"又演变为"China"，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通称。

古印度为何将中国称作"Cina"，学术界目前还有颇多争议。有人认为"Cina"是"秦"的音译，有人认为是"齐"的音译；也有人认为这个词与丝绸有关，还有人认为它可能源于苗语词汇。

由《大唐西域记》中"摩诃至那"（大至那）等词汇可知，"支那"在古代至少是一个中性词，或者还可以认为它略带尊称意味（否则很难与"摩诃"这类词搭配使用）。

不过，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支那"一词的使用规模很小。它变成一个常见、常用词汇，是清末最后十年间发生的事情。

这种变化，与知识青年对清廷的反抗，有直接关系。

支那之夜

这种因不愿承认自己是"清国人"而刻意强调自己是"支那人"的风气，大体始于甲午战争之后。此战的惨败，让部分知识分子"创巨痛深""绕室彷徨，未知所出"，从清廷的拥护者，变成了清廷的反对者。谭嗣同"求为陈涉、杨玄感"（想做反秦的陈涉、反隋的杨玄感），就是其中的典型。"清国人"的身份认同开始消失，"支那人"取而代之——1898年，谭嗣同牺牲后，《东亚评论》杂志刊登了他的传记及照片，照片题字赫然正是"支那大侠浏阳谭君遗像"。

稍后的庚子年之乱，加速了"清国人"身份认同的崩溃，那些怀抱救国理想、身处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对"支那"一词的使用，也变得更加频繁。

晚清最后十年里，作为"清国"的对立面，"支那"成了一个带有强烈革命性的褒义词。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曾自豪宣称，"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梁启超有笔名"支那少年"；黄兴创办的杂志，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1902年前后，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遭日本政府禁止。

"我是支那人不是清国人"的身份认同，在清末的留日学生中颇为普遍。19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毕业生中，有37人在"纪念题名录"的题辞中写下了自己的籍贯，其中，18人写的是"支那"，12人写的是"清国"，7人写的是"中国"或者"中华"。

北支事变画报

与"支那"在中国知识界节节攀升为褒义词大约同期，它在日本知识界，却有着另一种相反的变化趋势。

按佐藤三郎《近代中国交涉史研究》的总结，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还很少使用"支那"一词；明治维新后至二战结束，这段时间日本朝野经常性使用"支那"一词——清廷尚存时，日本或称之为"清国"，或称之为"支那"；清廷灭亡后，"支那"变得更常见了。

甲午之前，在日本知识界，"支那"大体相当于一个中性词，其后既连结赞誉，也连结批判。

比如，1875年，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撰文《支那不可侮论》，内有中国"如今已成为鞑靼人的王朝，支那有识之士难以施展拳脚""支那人民具有思想之才"等词句。而在1871年江藤新平呈递给大纳言的对外政策意见书里，"支那"一词是与"人民愚顽，技艺拙劣，国政不振，盗贼频生，衰溃已极"连结在一起的。更早一些时候，福泽谕吉1869年撰写的《世界国尽》一书中，"支那"一词之后，紧跟着的是"国势颓败、风俗渐衰，而不知修德，惟我独尊，不知世外形势，高枕休眠，加之暴君污吏肆虐天下，恶政当道，欺压下民，终遭天罚"。

甲午战争是一道分水岭。清廷的惨败，使得"支那"一词，在日本知识界逐渐沦为了落后、腐朽、专制、愚昧的同义词。

与严复、钱玄同、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人不同，日本知识界并不区分"支那"与"清廷"，所有可以施加在"清廷"之上的贬义词，均被同样施加在了"支那"一词上面。

自甲午年开始，中日两国不断交恶，中国不断在交恶中显露自己的内政失败与外交无力。到了1910~1920年代，"支那人"已渐渐等同于"清国奴"（尽管当时清廷已经灭亡）。1913年，郁达夫留日之时，他已经无法像前一辈旅/留日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钱玄同等那般，以自居"支那人"为荣了。

北支事变画报

在小说《沉沦》里，郁达夫如此写道：

"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难听。"

1919年，一位笔名"浮生君"的留日学生，如此描述自己所感受到的附着在"支那"二字上面的歧视：

"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日"支那式"借以取笑。……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王拱璧，《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根本政策》）

吴玉德于1921年留日，他的主观感受，与郁达夫、浮生君是相同的：

"当时日人称呼中国人有几种名称：客气的是'民国人'，其次是'支那的客人'，卑称也是普遍的叫'支那人'，侮辱性的是'清国奴'。"（吴玉德，《留日杂忆》）

到了这个时候，尽管前辈知识分子如孙中山等，仍常在文章、书信中按旧日习惯自称"支那"（如1923年孙在给犬养毅的信函中，多次言及"支那之四万万人民"），新生代知识分子对"支那"一词的印象，却只剩下了屈辱与歧视——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我是支那人不是清国人"这种身份认同上的革命。

他们所耳闻目睹的，是"支那"一词的后面，连结着各种各样针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贬义词。

1930年，民间的主观感受，终于上升为外交问题。

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外交部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若公文中再出现"支那"字样，外交部须断然拒绝接受。此后，日本政府在公文中统一改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但民间机构仍常用"支那"一词。

抗战期间，"支那"一词在沦陷区盛行。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通知日本外务省，不许再用"支那"。随后，日本政府下达文件给报社、出版社及大专院校，"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