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开年新政三连发：先活着……

足协开年新政三连发：先活着……

开年的中国足球，连发三项重磅新政。

无论是调整外援政策，还是开放球队冠名以及重启俱乐部异地迁移，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先活着。

纵然围绕新政争论满满，但也确实有些无奈之举的意味。

外援数创新高

外援政策历来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变动最多的一项，只是在“金元足球”退潮之后，近几年才相对趋于稳定。

外援新政方面，最大的调整在于新赛季中超上场外援人数最多为5名，创下中超比赛外援比例的新高。

像“金元足球”达到顶峰的2016赛季，中超外援上场规则为“3+1”（3名非亚洲外援和1名亚洲外援）。而后的2017赛季，中超上场外援数缩减至3名。

到了2018赛季，中超上场外援数量与U23球员上场人数挂钩，但最多仍是每队单场3人。转年的2019赛季，外援登场数量不再与U23球员数量挂钩，但3人维持不变。2020至2023赛季，中超上场4外援的政策趋于稳定。

新政之下，中超上场外援人数创下新高，自然引发挤占本土球员空间的争议。但在提高联赛观赏性，增加联赛竞争力层面，还是具有一定作用。进一步放开本土球员保护，也倒逼年轻球员参与竞争。

实际上，金元时期的本土球员保护政策，对于年轻球员的锻炼作用并不算明显。国家队青黄不接的局面依旧得不到改善，本土球员的上限也没有明显提升。归根到底，能否上场还是取决于球员硬实力，而硬实力并不是靠保护就能得来的。

开放球队冠名

除了外援新政，新赛季另一大调整在于开放球队冠名。虽然这建立在中性名政策的基础之上，但还是意味着，时隔3个赛季后，职业球队的名称中又将出现企业的身影，比如当年的“北京中赫国安”、“山东鲁能泰山”等等。

当然，根据新规，职业俱乐部全称规范为“俱乐部全称+所冠名称+队”，简称规范为“俱乐部简称+所冠名称+队”。通俗点说，还是中性名称优先。举个例子，即使有冠名，也只能在电视转播和广告宣传等场合体现为“北京国安（冠名商）队”。

中国足协为这一新政加上了相应限制，比如限期在2024至2028赛季实行，俱乐部所属球队不得接受俱乐部股东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包括与其相似的汉字或词组）的冠名等。

据记者了解，开放冠名是中国足协前期调研和讨论过程中，各家俱乐部反对声音相对较小的一项新政。它在保证中性名权威的前提上，给普遍遭遇生存难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增加了一个营收渠道。

重启异地迁移

三项新政中，在俱乐部和球迷间引起最大争议的，当属俱乐部异地迁移。

虽然新规明确要求，完成俱乐部注册会员协会变更之后，原则上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变更注册会员协会，但或许还是很难阻挡住它带来的连锁反应。

据了解，在2023赛季职业联赛开始前，就有过关于重启此项政策的讨论，只不过最终未能成行。一年过后，异地迁移在时隔近8年后被重新开放。

之所以引发争议，原因很简单：中国职业足球有太多关于“流浪”的记忆。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2021赛季开始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队，其曾辗转上海、陕西、贵州等地。

频繁搬迁多少带些投机性又相应缺乏稳定性，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场。而这一行为也极容易引发“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局面——在给迁出地球迷带去巨大情感伤害的同时，作为外来者也难以被迁入地球迷接受。

2023赛季的16支中超球队中，绝大多数是成长于所在城市的俱乐部，有着雄厚的球迷基础。

属于“少数派”的沧州雄狮，就陷入相对比较尴尬的局面。据了解，俱乐部不但失去迁出地石家庄的大量“死忠”球迷支持，在迁入地沧州市，他们曾经得到的相关承诺也未能全部兑现，使得俱乐部经营陷入一定困境。

此前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对异地迁移政策表达了质疑：“俱乐部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些市场化的东西，在所在城市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去谋求生存？”

有消息称，新赛季中超“升班马”四川九牛有迁至深圳的意愿。而去年，还处于中甲联赛的他们，在赛季开始前一天曾强硬施压足协，希望迁至长沙。

彼时俱乐部在声明中明确表态：“如果足协不同意本队提出的异地搬迁要求，那么背后的投资方将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投资和努力，并撤出中国职业联赛。”

然而这次“逼宫”不仅最终不了了之，还极大伤害了四川球迷的感情。如今异地迁移政策重启，或许四川九牛的搬迁计划，这一回能够成行。

对当下处于困局中的国内足球职业联赛而言，足协开年的这三条新政至少能起到一定稳定军心的作用，也应该可以帮助部分俱乐部脱困。

但这是从善如流，还是饮鸩止渴，需要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