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历史真实案例（清末庚子赔款的筹款）

庚子赔款历史真实案例（清末庚子赔款的筹款）

八国联军之役，清军战败，北京失陷，慈禧皇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皇后连夜脱逃，西狩长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9月7日，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个宣战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

中国对宣战各国共赔偿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并以关税和盐税等作抵押；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宣战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毁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宣战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敌对宣战各国的行动；宣战各国认为各个通商章程中应修之处或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清政府概允商议；惩办此次事件的“首祸诸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清政府因杀害外交官事件，对德、日2国道歉。

关于赔款方面，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6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5亿两，赔款的期限为39年（1902—1940），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8亿两（982，238，150两）。

除此以外，各发生教案省份，还需按照戕害人命、焚烧教堂的实际情况，承担本省教案的赔偿：

单位：两

辛丑条约前，清政府每年岁入约8，800万两，岁出约10，100万两，早就陷入年年入不敷出的窘境，签订条约后，每年约增加2520万两的开支，除去外国银行借款，每年还要筹款2000万两以上。为此，清政府将每年赔款的大部分（1880万两）完全摊派给各省，并在后面又追加摊派到2292.2万两/年：

对各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以安徽省为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省岁入600.7万两，岁出674.2万两，在财政赤字73.5万两的情况下，又增加占岁入20%的125.7万两庚款摊款，无疑是个很重的负担。

当然对各省来说，摊派下来的庚款，还是要摊派到下面州县去的，还是以安徽为例：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除了田赋、藩库、厘金局、外债承担外，尚将6.87万两庚款摊派到各州县：安庆府（8900两）、徽州府（1800两）、池州府（6700两）、太平府（3200两）、宁国府（7800两）、庐州府（7800两）、凤阳府（5500两）、颍州府（11500两）、泗州（3000两）、和州（3300两）、滁州（1600两）、六安州（3600两）、广德州（4000两）。

当然，清政府各级衙门为了拼凑庚款，采取了：田赋折银、田赋加成，裁减军费、裁减薪饷，增加盐课、盐斤加价，茶糖烟酒加厘，百货抽厘等多项措施。

1、田赋折银，清政府征收地丁与漕折一向折银，而老百姓手里只有铜钱，按什么价格这算，只能由各级衙门说了算。辛丑之后，安徽、河南地丁每两兑钱分别上涨300文和100文；江苏苏属地丁毎两兑钱上涨200文，宁属地丁每两兑钱上涨100文，漕粮每石兑钱上涨200文；江西、湖北地丁每两兑钱上涨皆100文，漕粮每石兑钱上涨140文和160文。陕西丁银每两收差钱4钱。上述附收，除供差外，余数尽充赔款，1910年，年余数已达40万两。

2、田赋加成，福建丁漕每两加征400文，叫“随粮捐”；浙江丁漕每两加征300文，叫“粮捐”；安徽丁漕每两加征200文，叫“丁漕捐”；江西地丁每两加征100文，漕粮每石加征160文，叫“按粮捐”；四川每年加征亩捐100万两，叫“赔款新捐”；新疆丁漕则不分本色折色，每石一律加耗羡银1钱，叫“田赋耗羡加捐”；江苏苏、宁二属每两另加征200文，叫“赔款钱”；山西每亩摊银1钱5分，叫“亩捐”。

3、裁减军费，为了筹措庚款，清廷加快了削减腐败无能的经制兵（法定国防军，包括八旗和绿营）。继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裁汰绿营七成，勇营三成后。决定除编入巡防营外，绿营全部裁汰。

4、裁减薪饷，主要是摊廉，即按照一定比例，逐年扣除文武官员的养廉银。如曾一次性从漳州、泉州等地府库中提走养廉银1.5万两。两江官员就按级别，分别领取打七、八、九折的养廉银。

5、增加盐课。直隶盐课，道光年间每引征银1两6钱3分5厘，咸丰、同治年间每引征银1两2分3厘，庚子后，加上“赔款加价”名目，每引征银3两2钱9分8厘；江苏为了筹还赔款，每年约计增盐课60万两；浙江盐引加课，每引加征4钱；湖北每炉加收钱1000文；贵州1903年规定：川盐每引加厘银4两，粤盐每包3钱6分，1905年毎百斤抽银15两。

6、盐斤加价则有两种：一种是户部规定的全国统一加价，另一种是各省的自行加价。户部筹款办法的第七条规定：各省盐斤一律每斤加价4文。按此规定，各省都被规定一个摊派数目，如：直隶全年缴银46万两，河南24万两，湖南30万两。

有些省分于统一加价外又自行加价，如湖南摊派每斤“报效口捐”四文，1910年全省实收数达93万余两；江西于粤盐每斤加“口捐”十文；河南也将芦、潞、淮、东四纲引盐每斤一律再加3文，每年收银40万两。

湖北、湖南主要销售淮盐，江苏已在淮盐上加价4文，湖北、湖南又加4文，湖南另外再加“报效口捐”4文，实际每斤盐加价12文。

据宣统三年（1911年）庚戌内阁会奏说：“国家岁征盐税，同治以前不过1200万两，光绪季年增至2800/2900万两，及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各省盐务收入乃增至4000余万两。

7、茶糖烟酒加厘，为了拼凑赔款，清政府还大量地增加茶糖烟酒税厘。户部筹款办法中规定：茶糖烟酒厘一律加抽三成，派定各省加征达646万两。

下面各省，则于加征之外另有加征，湖北是加倍征收；浙江加抽三成之后，复于1904年加抽五成。陕西烟酒厘金加倍征收，糖厘加抽八成。河南烟酒每斤加价8文。

清政府对自产的阿芙蓉膏征收税捐，户部的筹款办法中规定增加土药税厘三成，到了各省，增加的比例更要大，1900年，全国土药厘金为180万两，到1907年，增至900余万两。

8、百货抽厘，江苏抽厘（国内贸易税）货物达1,241种，四川894种，广东967种，广西竟多达1,942种。全国厘卡约在2,500个以上，苏州至昆山不过50余里，竟有4处卡”。全国各省抽厘都在5%以上，江西、浙江、福建竟高达10%。

由于官吏的竭力搜刮，厘金收入迅速增加，1902年前全国年收不过1600余万两，1903年后增至1,700多万两，到1907增至1,900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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