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今网 > 百态 > 正文

​「无锡名人」国学大师钱穆

2026-01-20 01:13 来源:来今网 点击:

「无锡名人」国学大师钱穆

国学大师钱穆

钱穆(1895-1990),原名思,字宾四,1912年改称穆,号未学斋主。他以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著称,是中国近现代著述最丰富的大学者之一;他一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遗余力,被称为一代宗师,“新时代的新朱熹”。生于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今无锡市新吴区鸿山镇鸿声)一书香世家。

钱穆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有读书明道的志向,7岁入私塾,10岁入荡口私立果育小学,12岁与长兄一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结束求学时代。

1912年春起,钱穆先后任教于秦家水渠三兼小学、荡口私立鸿模学校(前果育小学)、梅村第四高等小学。1916年秋,任泰伯市(今无锡市新吴区鸿山镇后宅)第一初级小学校长,兼泰伯市图书馆首任馆长。钱穆10年乡教、10年苦读,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22年秋,钱穆任厦门集美学校国文教师。次年秋,回无锡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其间,他编撰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要》《论语文解》等著作。1927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撰述《先秦诸子系年》。1928年夏秋,钱穆在百日之内妻、儿、长兄相继亡故。他强忍悲痛,继续学术研究,于次年春完成《先秦诸子系年》全稿;紧接着撰著《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的史学功底和才华震惊学术界。

1930年秋,钱穆应聘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1931年夏,钱穆转任北大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后又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钱穆与熊十力、陈寅恪和梁漱溟等学术界名流聚会交流。当时钱穆主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钱穆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北大,在学生中曾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为避战乱,北大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迁至昆明。钱穆在昆明郊外小县宣良择地而居,授课外、著书。近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撰著而成,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1939年夏,钱穆受聘流徙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主任和《齐鲁学报》编委会主任。不久告假回苏州娄门择居耦园,著《史记地名考》,编《齐鲁学报》。1940年夏,返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履职,并兼齐鲁大学课,讲授《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受邀前往华西大学任教。1945年又兼四川大学课,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1946年夏,钱穆东归苏州耦园,即被邀至常熟讲课。是年秋,钱穆赴滇,任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兼云南大学课,讲授《中国思想史》。1947年,无锡荣家创办江南大学。10月底,钱穆受聘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住无锡荣巷,完成《庄子纂笺》和哲学散文集《湖上闲思录》两部书稿。1948年仍任江大文学院院长,并兼迁徙苏州的河南大学课。翌年春,钱穆与唐君毅(江大教务长)南下广州,任教于华侨大学。同年秋,随校迁香港。

入港后,钱穆见很多青年失业、失学,于1949年10月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任院长,1950年秋改名新亚书院。1953年,筹办新亚研究所,兼任所长。其间撰专著《中国传统政治》《中国社会演变》《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人生十论》《论语新解》等二十余部。1955年获香港大学颁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1月,赴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获耶鲁大学颁赠的名誉人文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作演讲,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停留7个月后,应邀赴英国牛津、剑桥大学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

1964年7月,钱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择居香港青山湾。1965年7月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1966年12月返港,专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对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进行系统论述。1967年10月,钱穆迁居台湾。他将台北的寓所命名为“素书楼”,以怀念无锡七房桥故宅的“素书堂”。后应聘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后改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班班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等职;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历史学会监事”等。晚年患有眼疾,但笔耕不止,著有《晚学盲言》《中国现代学术论衡》《中西文化比较观》等专著。1986年6月9日,钱穆以91岁高龄,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讲授中国文化思想史,完成生前最后一堂课。1990年端午节,95岁高龄的钱穆写完《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同年8月30日,钱穆无疾而终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遵照其遗愿,骨灰归葬苏州太湖之滨的西山。现荡口古镇有钱穆旧居,展陈钱穆生平事迹和他在荡口童年生活、学习和成年后在荡口教书工作经历。

钱穆一生著作颇丰,留下《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八十余部计一千四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香港学术界赞誉他是“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图文源自锡山区档案馆)